【75】但是，地方财政自主程度整体而言依然有限。
事实上很多部门和地方都在努力统一、细化法制审核范围，制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等。
4.关于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 法律、法规有相关规定的，应当进行法制审核，属于指引性规定。[8] 何霖：论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载《咸宁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证据方面，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合法性、相关性）存在较大争议，是否达到处罚强度所对应的证明标准等。从实然层面上看，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又难以清晰界定。行政处罚的非正式听证则是通过简易程序，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一个陈述、申辩意见机会的一种听证程序。
依据方面，适用法律的多种解释，法律规范的竞合与冲突等。五、法制审核的司法审查 （一）司法审查的深度 本法只规定法制审核的范围，并未规定法制审核的内容和深度。这一过程与中国近现代征税体制的演变过程有较大相似性。
及至2002年底，中央宣告公共财政体制业已初步建立。【27】参见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第9—12页。【46】同上书，第18—28页。另一方面，在部门预算改革后，各行政机关提供了本部门细化的预算，促使预算问责逐渐从行政内部问责扩展到政治与社会问责。
行政首长能更高效地控制整个官僚体制，但也更明确地成为民主问责的对象，为其政策统一承担政治责任。原始数据来源：财政部综合计划司：《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在中世纪，中央领主收入主要来源于其个人的家族或领地的产业，国家财政对社会的影响甚微。例如，加强人大在财政法制改革过程中的实质性作用、强化地方政府在中央层面的政治参与权，并通过宪法修改或宪法性法律固定新的权力架构。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52】最终，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确认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10】参见王绍光：《国家汲取能力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78页。【72】楼继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求是》2014年第20期。市民社会自治程度尚不发达，社会利益群体的组织化程度不高，难以在国家的政治决策过程中作出利益表达。然而，国家的生产效率是非常低的，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既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也无法在工农业生产过程中建立高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
最终，在来自社会的压力下，这些国家先后将国家政权组织所需的开支和用于私人目的的个人开支严格加以分开【26】，建立起公共化的财政体制。【39】从《宪法》《地方组织法》对行政事权的具体分配上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高度重叠，尤其是各类社会管理事务（如经济、文教、卫生等）。
就长期的路径依赖和改革次序而言，中国政治史上先建立等级化的行政体制，后发展出民主代议机关。1978年以来，国家开始退出对生产和销售的直接管理，同时，也逐步实现国家转型。
参见谢旭人主编：《中国财政改革三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320页。【58】参见［德］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460页。【34】就央地关系而言，整个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23】然而，垄断未必意味着导致专制。这就使财政部门取得了实质性的预算编制主导权、财政资源分配权，成了一个具有支配性地位的部门。【47】英国光荣革命后通过财政制度改革强化议会、限制王权，建立起此种承诺，参见Douglass C. North Barry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49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803, 815-819 (1989). 【48】马骏：《治国与理财：公共预算与国家建设》，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2页。
从1993年《分税制决定》初步尝试划分央地事权，【42】到2008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强调行政体制改革中应当突出央地政府的不同职能重心，【43】再到2014年中共中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6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央地财政事权划分的原则和主要内容，计划2020年左右起草《政府间财政关系法》，可见国家试图厘清央地事权和财权的线索一以贯之。同时，国家也通过审计部门进行事后的集中复核。
因为缺乏统一而集中化的国库账户体系，公共资金分散于千百个机关部门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故而各部门可独立进行支付和采购，而无中央预算机构的事先或事后监督。而如图3所示，从税收收入的来源结构上看，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的税收贡献不断增强，国有和准国有（集体企业）经济的税收贡献比重从1978年开始降低，财政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格局，从取自家之财转向取公众之财，对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的依赖性加大，汲取过程不再如传统体制那般只需在国有企业系统内部便可完成。
新的政府职能应被翻译为预算的语言【69】，方能使两者相互促进。20世纪80年代，一个初步的现代税收体系得以确立。
完善人大的预算初步审查制度，财政部门应在人代会举行的四十五日前（省级以下为三十日）将预算草案初步方案交由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审（第44条），由后者向人大主席团提交审查结果报告（第49条），以便为人大代表会议的正式审查奠定基础，且决算草案亦设置相似的初审程序（第78条）。【21】参见孙秀林、周飞舟：《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49页。在此背景下，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公共财政预算体制就成为改革的突破口，因而行政管理的理性化和民主监督是财政预算改革的两大目标。【67】2006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前，预算支出是按照经费性质而非政府职能进行分类的，例如分为行政费、事业费、基建费等。
【40】由于权力相同而层级有别，制度没有赋予地方足够的使用权力的（独立）空间，【41】致使地方政府在宽泛的共有事权上扮演中央政府的附属角色。行政决算草案须经审计部门审计后，才可提交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第77条），且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应当向社会公开（第89条），等等。
19世纪以来，英、法、美等国均先后在政府财政管理领域内集权，设立诸如财政部或预算局之类的核心预算机构，根据行政首长的政策优先度排序，通过统一化、标准化的预算编制程序，来对其他行政机关的财政收支行为施加事前与执行中的约束，审核各部门所申报的概算、确定开支上限、严明财政纪律，形成一份单一的年度国家预算，交与议会审议。例如，在有了细化的部门预算后，才能对各个职能领域的政府部门活动作出更清晰的评估。
回到中国语境，与欧洲税收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相似，中国通过税收的集中化初步解决了财政短缺的困境。利改税后，税收收入激增，占绝大多数。
【51】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3—434页。90年代后半期，改革重心逐渐从收入一侧转向收支两翼联动、从纵向财政关系扩展到横向维度。五、结语 从上述财政改革轨迹可见，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基础性权力的强化和集中性权力的限缩并未得到均衡发展，根源可从激励机制和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分析。横向权力配置也有所深化。
如果我们从近代史的宏观背景考察，不难发现这一系列改革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与宪法制度构建主线的延伸。【72】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正是在此背景下启动，伴随中共中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和《预算法》的修改，包含了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三大内容，目标在于建立 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制度基础。
【68】因此，预算改革的效果与政府职能转型紧密相连：如果公共机关的职能和权力未在法律上清晰界定，则预算中的收入和支出责任分配就会陷入混乱。参见张志红：《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272页。
由于体制改革中的路径依赖效应，计划经济体制中许多国家机关的原有权力得以延续，因而除财政部外还有不少其他部门享有财政资金分配权，例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后于1998年和2003年分别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科技部。【6】参见［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86页。